能源新基建新在哪？这些行业大咖告诉你！

      新冠肺炎疫情启示我们，人类需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我国最新提出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能源产业如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经济“绿色复苏”？在9月22日举办的第四届（2020）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暨“脱贫攻坚·能源扶贫成果报告会”上，能源领域院士、专家对新基建与应对疫情冲击背景下的能源发展深入剖析，并给出相关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

      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

      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需要重新认识。这对于确保国家长远能源安全，引导能源转型具有方向性、战略性意义。

      传统的认识是我国富煤、缺油、少气，但实际上我国也拥有十分丰富的非化石能源资源，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资源。也就是说，我国拥有丰厚的资源基础，可支撑逐步建设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资源体系。

      新能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经济和美丽中国的基础。新能源产业新业态的重要特点是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新一代电力系统的四个特点包括非化石电力高比例、集中式和分布式相结合、多能互补、储能与智能控制。“虚拟电厂”由此应运而生，即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将一个地区的间歇式分布式发电系统与储能系统加以优化统管，形成局域网或者微网，并可扩展至地热、生物质、固废资源化利用等，这将是非常新的产业形态。

      近年来，数字经济作为新生业态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将重塑能源业态。即能源系统由以生产者单向控制的集中式为主转变为以分布式为主，并能与消费者进行更多互动的双向能源系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能源领域的不断融合发展，能源行业不仅要提供能源，更要重视提供服务。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信息化，可提高综合能源系统的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因此有学者说，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有助于能源产业实现更加标准化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年会新一届组委会主任刘吉臻：

      紧抓新基建契机为能源惠民创造硬件基础

      为应对疫情常态化消极影响，国家已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落实“做好‘六稳’落实‘六保’”积极举措，大力部署新基建，以刺激国内投资、拉动消费。这无疑将是国内能源行业转“危”为“机”的重大机遇。

      但也要看到，能源转型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应对疫情常态化次生冲击，以及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情形下，能源转型尤需融入全局“一盘棋”，服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既要加强规划协调，又要紧扣实际，体现现代化、高质量、竞争力总体要求；既要多方发力，多管齐下，又要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驰而不息的精神苦干实干。

      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内能源行业要紧抓这一轮新基建契机，围绕“化石能源清洁化”“清洁能源规模化”“多种能源综合化”的能源转型战略思路，积极布局建设一批能源重大项目，变能源供给短缺为适度超前，变卖方市场为买方市场，为市场化改革和能源惠民利民，创造硬件基础。

      国务院原参事、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徐锭明：

      新基建背景下的能源互联网姓“能”不姓“电”

      新基建是新经济核心内容，是双循环的重要抓手。新基建赋能能源革命，能源革命助力新基建。能源互联网是新基建聚集创新融合的体现，能源互联网为能源事业发展赋能、赋值、赋智。

      新基建既能助力“十三五”收官，又是“十四五”发展目标。要了解新基建可以通过一首从A到I的“字母歌”：A是人工智能（AI）、B是区块链（Blockchain）、C是云计算（CloudComputing）、D是大数据（BigData）、E是新能源（NewEnergy）、F是无人工厂（UnmannedFactory）、G是5G，H是特高压（UHV），I是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Internet）。

      新基建背景下的能源互联网姓“能”，不姓“互”，不姓“电”。未来能源发展方向要求实现“两化两转型”，即去碳化——绿色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绿色化是指发展可再生能源，智能化是指建设能源互联网。数字化很重要，要以数据化培育新能源，以新能源推动新发展。建设能源生态体系、促进能源生态文明，就需要通过“两化两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兼职教授张玉清：

      新基建为油气行业带来四重机遇

      当前我国油气产业发展面临资源品质劣质化、勘探目标多元化、开发对象复杂化、国际油气价格低位徘徊等多重挑战。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油气资源开发与产业依然有广阔发展前景。

      尽管勘探对象复杂化，但是目前我国常规油气探明程度只有约30%，天然气探明程度也仅约15%，油气探明未动用储量均具有相当规模，且非常规天然气还只处于起步阶段，我个人对石油年产量回到2亿吨并稳产一段时间的可能性持乐观态度。

      在新基建背景下，我国油气产业发展将迎来多重机遇：

      第一，新基建有利于推进油气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化发展。通过推动体制、机制、管理、技术创新，推进油气产业数字化，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成本依然有下降空间。

      第二，新基建有利于分布式能源发展。

      第三，有利于推动交通领域用气，如运用智能化手段提高LNG储运安全性。

      第四，有利于通过运用大数据、信息化手段创新油气行业监管方式。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史玉波：

      注重发挥行业优势多措并举促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后疫情时代，当前能源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从国际看，能源领域战略博弈持续深化，能源秩序深刻变化,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的风险因素也在进一步增加；从国内看，我国面临能源需求压力较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影响度增加、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疫情叠加产生的阶段性挑战进一步加剧。

      从长远看，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贯彻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定调整产业结构，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立足多元供应保安全，形成多轮驱动能源供应体系，同步加强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设施建设；立足我国国情，紧跟国际能源技术革命新趋势，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立足国内能源需求，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要注重发挥行业优势，坚决落实产业扶贫责任。

      要大力推动贫困地区能源资源开发，继续做好光伏扶贫等能源扶贫工程，推动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加大重大民生工程建设，提高电力普遍服务水平；补齐深度贫困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短板，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拓展扶贫渠道，抓好定点扶贫和对口支援工作；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发挥地方能源企业、能源项目作用，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教授何建坤：

      疫情后“绿色经济复苏”要以低碳为导向

      疫情是突发性全球公共危机，气候变化是长期更深层次的地球生态危机。疫情后实现“绿色经济复苏”已成为世界广泛共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日益紧迫，将倒逼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重塑能源产业链业态和竞争格局。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新经济增长点。新能源基础设施单位生产能量投资和就业强度比传统能源高1.5—3倍，全球低碳技术每年可拉动1—2万亿美元投资，创造1500—2000万工作岗位。

      为尽快实现碳中和这一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要进行规划和超前部署。

      建议“十四五”强化节能和减排二氧化碳各项指标和措施，“十四五”规划要与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相衔接，确定积极有力度的节能、减碳指标。

      具体来看，一是要形成促进能源和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下降指标不应低于“十三五”，2025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应接近或达到20%。

      二是以节能减碳为着力点，以推进二氧化碳排放达峰为导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反弹，“十四五”末期煤炭消费要努力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为“十五五”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奠定基础。

      四是建立和发展碳价机制，加速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从发电行业启动，尽快扩展到石化、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

      五是深化能源价格体系改革，完善支撑能源低碳化变革的财税金融政策体系和政府规制性措施。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

      能源新基建要与绿色低碳转型密切挂钩

      真正把基建与能源发展方向、发展趋势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更好地挂钩，需要厘清理论性问题。

      首先要明确能源新基建的目的和意义。只有少数为整个能源系统提供公共商品服务、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重大目标，但存在明显市场发展障碍的重要能源设施、工程、项目才可以纳入基础设施建设范围，由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和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提前布局，但能源项目投资巨大，前期投入高，一旦开始建设，就难以撤销。停建缓建的财务成本都很高，一旦决策失误，难以挽回，损失过高。因此要提高能源大项目投资重大风险意识，认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止负效、无效、低效的盲目性投资。

      当前，中国能源系统的建设已经进入转型新阶段。传统的化石能源供应和消费系统基本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即将进入如何合理有效退出阶段。

      新基建究竟“新”在哪里？不应只局限于新技术的应用，而应与能源结构性调整密切相关。今后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应主要满足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需要。化石能源基础设施系统的完善和补充，则必须充分考虑总量制约和减量的需要。

      结合我国现实需要，传统能源应充分发挥现有产能的“余热”，考虑完善能源系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此同时，能源新基建应与能源革命、低碳转型挂钩。要围绕能源低碳转型建设区域性能源系统，分块、分阶段推进重点地区能源低碳化转型。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

      新基建与新电气化相伴而生、协同发展

      在传统电力工业时期，电力基础设施的定位是公用性和基础性。新时期的新电气化是要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电力基础设施将由公用性、基础性转变为促进能源系统绿色化，与经济社会绿色化和智能化。

      可再生能源与分布式能源电力系统融合发展将形成电力新格局，新基建就产生于融合过程。电气化是新基建发展的基础，新基建为新电气化提供支撑。

      新基建对电气化发展产生着多重影响。如电力生产方式将转变为以低碳电力和多元发展为特征；电力用户特性将转变为以电能为中心的能源消费；电力企业的生产、运营模式将走向运行智能化、电能低碳化、系统灵活化、服务多元化、行业社会化；电力系统将面临重构，电网数字化升级、配电网愈发得到重视；社会对电力系统认识将得到重塑，电力系统、能源系统、经济系统三者更加融合；电力体制与机制改革需要重新认识，新基建下的能源未来是发、输、变、配、用、储，相应电力改革也应与时俱进。

      促进新基建与新电气化协同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考虑。认识方面，应对当前能源经济转型、低碳发展引领有清醒认识，以此指导具体决策；政策方面，应与时俱进灵活调整；市场机制方面，要打破地区壁垒；标准联通方面，要打破技术壁垒；规划融合方面，要打破行业壁垒；风险预防方面，要防止锁定效应。